〖王朝君主一直没有弄明白或明白了也不接受的一个道理,愚民容易统治,也容易被反对力量所操控,而致自己于死地,此起彼伏的导致一个个王朝灭亡的农民运动便是写照〗
中国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驯化而不是开智。
有人会说这是误读,因为古人文字没有标点,完全可以从中读出两种思想,孔子的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即是如此。贬者读作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”亦即要让老百姓做什么如何做,但不能让其知道为什么这么做。褒者读作“民可,使由之;不可,使知之。”从中读出人民认可的他就会出做,不认可的不能强迫其做。
其实,历史走到当下,再替古人做注解很不明智,因为任何人的认识未必是古人的本意,即便回归本意也未必有太大的意义,因为真正作出注解的还是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实际行为。很显然,统治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愚民。
愚民是个双刃剑。一方面,愚昧的民众好统治,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力,生活再艰难都是通过克己来解困,或者跪求统治者恩赐,决不会向统治者提出什么要求,一旦得到些许恩赐,哪怕是政权责任所在,也会感激涕零,三呼万岁。既然如此,统治者但行愚民之策,不必求利民之术,轻松自在,何乐而不为呢。
另一方面,愚民也容易被反对力量所操纵,既然愚民没有思想和分辨力,乃“乌合之众”,他们既可以承受统治者最严酷的统治,也容易被觊觎政权者所操纵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直走的是农民运动的暴力方式,而不是通过平衡、妥协、最大公约数实现有序更替、和平过渡,主要原因即在于此。
特别需要强调的是,中国的农民运动极具民族特点。欧洲历史上很少发生大规模农民运动,数得出来的规模达到上万人,持续数年者没有几次。中国的农民运动动辄几十万、上百万,甚至千万人参与其中,持续几年、十几年者亦不在少数。
这种本能性的缺乏社会提升能力的变革,注定低层次循环,且人人成为受害者,同时成为害人者。如元代散曲家张养浩的《潼关怀古》所言:“峰峦如聚,波涛如怒,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望西都,意踌躇。伤心秦汉经行处,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”
更根本而言,这种暴力变革模式带来的决非民众之苦,也是统治者和统治阶级之苦。因为农民运动往往玉石俱焚,其间最不放过的是统治者乃至整个统治阶层。
所以,传统国家走出兴亡周期率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