〖王朝君主一直没有弄明白或明白了也不接受的一个道理，愚民容易统治，也容易被反对力量所操控，而致自己于死地，此起彼伏的导致一个个王朝灭亡的农民运动便是写照〗

中国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驯化而不是开智。

有人会说这是误读，因为古人文字没有标点，完全可以从中读出两种思想，孔子的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即是如此。贬者读作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亦即要让老百姓做什么如何做，但不能让其知道为什么这么做。褒者读作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。”从中读出人民认可的他就会出做，不认可的不能强迫其做。

其实，历史走到当下，再替古人做注解很不明智，因为任何人的认识未必是古人的本意，即便回归本意也未必有太大的意义，因为真正作出注解的还是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实际行为。很显然，统治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愚民。

愚民是个双刃剑。一方面，愚昧的民众好统治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力，生活再艰难都是通过克己来解困，或者跪求统治者恩赐，决不会向统治者提出什么要求，一旦得到些许恩赐，哪怕是政权责任所在，也会感激涕零，三呼万岁。既然如此，统治者但行愚民之策，不必求利民之术，轻松自在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
另一方面，愚民也容易被反对力量所操纵，既然愚民没有思想和分辨力，乃“乌合之众”，他们既可以承受统治者最严酷的统治，也容易被觊觎政权者所操纵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直走的是农民运动的暴力方式，而不是通过平衡、妥协、最大公约数实现有序更替、和平过渡，主要原因即在于此。

特别需要强调的是，中国的农民运动极具民族特点。欧洲历史上很少发生大规模农民运动，数得出来的规模达到上万人，持续数年者没有几次。中国的农民运动动辄几十万、上百万，甚至千万人参与其中，持续几年、十几年者亦不在少数。

这种本能性的缺乏社会提升能力的变革，注定低层次循环，且人人成为受害者，同时成为害人者。如元代散曲家张养浩的《潼关怀古》所言：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望西都，意踌躇。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”

更根本而言，这种暴力变革模式带来的决非民众之苦，也是统治者和统治阶级之苦。因为农民运动往往玉石俱焚，其间最不放过的是统治者乃至整个统治阶层。

所以，传统国家走出兴亡周期率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。